第四百四十一章 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（2 / 2）

达延汗对明朝朝贡的行为和态度，只是将“入贡”视为与明朝的纯粹的经济贸易行为，其动辄派出上千人的使团，就是为了在入贡后能得到数倍回礼，一本万利啊，可是跟平安伯的互市可没有这样的便宜可占，买卖就是买卖，你买我卖你情我愿合情合理。

回看达延汗的几次入贡，都当成了在做买卖，几乎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，有意地彰显着其“中兴大汗”的气场。还有就是能获得更多的赏赐。弘治元年（14八八）的第一次入贡，派往明朝的使臣合计1539人，明朝允许赴京500人；两年后，明朝允许蒙古使臣1100人入关，400人赴京，此外还有拒之门外的“阻回者”2000余人。

就是这一次14八八年五月，达延汗首次“奉番书求贡”，自称“大元大可汗”，以元朝皇帝自居。在他看来，蒙古与明朝是平等的“伙伴关系”。

当时大明官员表达了强烈愤慨，认为“书辞悖慢”，是“以敌国自居”，一度就“是否同意达延汗入贡”进行了激烈的辩论，但后面一致得出了“不必深究”的结论。只因大同边关达延汗屯兵了六万，大明官员一看这架势，只能无力地点头允了。

弘治四年（1491）派遣使团1500人，被允许赴京者500人。五年就的“入贡”，虽然因故作罢，但当时蒙古“欲偕三千人入京”，使团规模有扩大趋势。

在弘治十一年（149八），达延汗派出的使团多达6000人，可谓规模空前。后来，明朝允许2000人入关，500人进京。

而在此前后，蒙古方面派出的朝贡使团一般都是数十人至百余人而已，与达延汗使团的规模相差甚远。达延汗入贡却不守贡期，来去自由。既有连年来贡，也有数年无闻，甚至还有两次在已经得到明朝允许的情况下“迁延不至”。

比如在弘治十一年（149八）达延汗使团朝贡时，兵部在上奏的奏报中指出，“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。今春北虏进贡，大同守臣纵令官军、势家用彩段、衣服、铁器等物易彼达马。”这哪是入贡，分明是做买卖，蒙古庞大的使臣团入京也好，留边也罢，都是为进行贸易活动而来的。

去年达延汗总算能跟平安伯互市了，双方做起了买卖，可达延汗似乎要反悔了，算来算去还不如使团朝贡划算。

对章子俊来说，明知达延汗打的算盘只是九九，可是也说明和平交往的贡市贸易，不能做到真的和平，就是较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特征而已。只不过，无论是明朝还是北元，谁都没能成为真正的赢家。因为，后来居上的满洲，将二者各个击破，尽数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。

既然已经知道了历史最后的结果，也就没有可说的，朝廷对章子俊私自跟鞑靼的互市，起先大明许多官员也表达了强烈愤慨，私通敌国而群情激愤，最后却默不做声了。只因这些年来鞑靼的入贡，变成了朝廷的一个负担，既然西北互市了，每年的朝贡人数就不会变大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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